闽南方言与文明纵横谈

原创:王建设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一、闽南方言的形成

闽南方言又叫闽南话,也有人称之为“河洛话”或“福佬话”。闽南方言是在福建闽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闽南方言的形成时间,至今学者们的看法仍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至少在上古的末期南北朝已见端倪。根据史书记载,北方的中原汉人在不同历史时代因避战乱、平叛乱或逃灾荒等多次向南方迁徙进入闽南地区,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的北方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中原汉语,为闽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不能排除当时闽地土著语言(古越语)对闽南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但是,不管是从当时汉人人数上的优势看,还是从闽南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所表现的特点看,可以说,在北方汉人带入的中原汉语跟本地土著语言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中原汉语是占绝对优势的,虽然也吸收了土著语言的若干成分(从现有材料看,那是很少很少的),但最后形成的无疑是以中原汉语为主体的闽南方言。

闽南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一致性很高,虽然各地一致性的比例不完全一样。据初步统计,语音方面(声调只计调类,不计调值),至少有85%左右是相同的。词汇方面,有人选择了2500个常用词语做比较(不考虑语音形式,只从词源角度比较),至少90%是相同的。所以,泉、漳、厦三地的人们口语交际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二、闽南方言的主要特点

1977年9月5日美国发射的“旅行者1号”携带了一张金唱片,里面收录55种人类语言讲述的问候语,“闽南语”就是被选用的四种中国语言之一。闽南话的问候语是:“太空朋友汝好!汝食饱未?有闲来阮者坐坐!”

法国语言大师马伯乐曾说过,闽南话是世界上特别古老的语言。原因之一是它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原因之二是它保存了古汉语的许多特点。后一点在汉语诸方言中是非常显著的,也是区别于汉语共同语的重要标志之一。

1.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称。

语音方面,既有上古语音痕迹,如:“飞肥饭放缚/芳浮”等字的声母读[p /p‘],“猪橱朝陈竹逐/虫程”等字的声母读[t/t‘];“骑”[k‘ia24]、“徛”[k‘ia41]、“蚁”[hia22]、“寄”[kia41]等字还保留上古歌部读音。

也有中古语音现象,就闽南话的韵母和声调系统看,应该说是基本保留了中古音系的特征。如:6个辅音韵尾齐全, [am] (庵)、[an](安)、[a?耷](翁)- [ap] (压)、[at](遏)、[ak](沃);闽南方言一般有7个声调,完整保存中古汉语平、上、去、入4个调类。如:阴平“军[kun33]”、阴上“滚[kun55]”、去声“棍[kun41]”、阴入“骨[kut5]”。

闽南方音称得上是晋唐古音的现代“遗响”。请看下面一首唐诗的唐音与泉音比较:

注:唐音据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附录《唐诗拟音举例》(125页),中华书局1956年5月版。

词汇方面,古代、近代的语言现象闽南均有保留。如:

《诗经·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闽南话:目珠金金相、七相八相。)

《礼记·月令》:“行糜粥饭食。”《释名·释饭食》:“糜,煮米使烂也。”(闽南话:暗暝食饭也食糜?)

《国语·越语》:“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战国策·赵策四》:“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闽南俗谚:“入门乌,生丈夫。”)

再看《世说新语》与闽南话的比较:就人称代词而言,“我”、“汝”、“伊”(《世说新语》中最重要的三种人称代词用于对话场合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还有用作近指代词的“者”、“阿堵”,用作远指代词的“许”等,闽南话至今沿用;就称谓系统而言,“阿瓜”、“阿龙”、“阿兄”、“阿奴”、“阿母”、“阿大”这些曾经盛行于汉魏六朝的称呼语,今天在闽南仍不绝于耳。

语法方面,在闽南话中,“中心语+修饰语”的构词方式属于正常现象。例如:

普通话 闽南话 普通话 闽南话

母鸡——鸡母 客人——人客

日历——历日 热闹——闹热

这种同素异序现象古汉语中不乏见。如北宋·李觏《惜鸡》诗:“吾家有鸡母,乘春数子生。”唐·杜甫《感怀》诗:“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唐·太上隐者《答人》诗:“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唐·白居易《雪中晏起偶咏心怀》诗:“红尘闹热白云冷。”

闽南话的“未”和“无”与古汉语的用法也很接近,可放在句末,表示询问语气。如:

大车开未?(汽车开了吗?)——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汉书·外戚传》)

汝有接着批无?(你接到信了吗?)——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

2.存在大量的文白异读现象,几乎各成体系(双下划线表示文读,“ _ ”表示白读)。

3.声简(14)韵繁(80多)声调多(7)。

与普通话比较而言,闽南话的声母很简单,只有14个(包括零声母),但是韵母却特别复杂,有80几个,声调也多达7个。

三、什么是闽南文化

顾名思义,闽南文化是闽南人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有人说,闽南文化是移民文化,也有人说,闽南文化是地域性文化。闽南文化实际是闽南人在中原地区汉民族的移民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虽发源于中原,但也融入了古越族文化、吴楚文化,还兼收并蓄了外来文化(如阿拉伯、东南亚)的精华;虽形成于闽南地区,却远播台湾(台湾文化带有极深的闽南文化的烙印,如语言、风俗、宗教、戏曲、建筑等,故人们也常合称为“闽台文化”)、香港和东南亚等。说到底,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可用下面的图示简略表明:

中华文化——汉民族文化——闽文化——闽南文化

四、闽南文化的主要特点

闽南的地域文化属于海洋文化。这里从宋代起就有精耕细作的农业,人口繁衍迅速,很快就显得人多地少(据说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资源短缺。宋元时代的泉州港就发展了规模巨大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惠安人谢履的《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也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泉州,海上丝路文化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东西方经贸交流、人员往来深深影响着这方水土,泉州至今仍保存着最为传统、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海洋文化元素。体现在语言上,那就是双向交流频繁,吸收与远播并见,相互影响深远。

汉唐的外语借词以宗教文化为主,这是因为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闽南曾极为盛行。泉州话表示“中意”的“百八”源于佛教(念佛计数的数珠,以108颗为上品);泉州话表示命运多舛的“业”、“业命”源于印度古梵语karma(佛教称恶因为“业”);泉州话形容人“凶狠、蛮横”的“牛头狱卒”源于佛教(“牛头狱卒”为阴间的鬼卒)。这里还应提及的是泉州话中最早的外语借词“菠伦”系源于古国名palinga(即今尼泊尔)。据《唐会要》记载:菠菜是唐太宗时由尼婆罗国输入中国的。

宋元的外语借词以商业文化、饮食文化为主,大都带有东南亚文化的色彩。如借自印尼——马来语的“镭”(duit,铜板,钱)、“雪文”(sabun,肥皂)、“洞葛”(tongkat,西式拐杖)“加暴棉”(kapok,木棉)、“罗黐(面包)”(roti)、“烛龟蜡”(cokelat,巧克力)等;借自菲律宾他加禄语的“帕叟”(peso,钱)、“达马哥”(tabako,吕宋雪茄烟)、“甘仔得”(kamati,西红柿)等。

中国古乐的“活化石”——泉州南音中有一种竖吹的笛子,学名叫“洞箫”。唐代以管长给这种乐器命名,所以叫“尺八”。本地的民间乐师至今仍称洞箫为“尺八”。日本也保存着这种乐器,而且也叫“尺八”。

东京的江户博物馆有一件出土文物“急须”,实际是奈良时代(710—794)的一把茶壶。导游在介绍这件文物时,对管茶壶叫“急须”,感到不可思议。实际应是“急烧”,即“药铫子”或“药罐子”)。如唐·李商隐《肠》诗:“热应翻急烧,冷欲彻微波。”宋·黄裳《龙凤茶寄照觉禅师》:“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

在印尼—马来语中,有hia(兄:哥)、kipsio(急烧:药罐子)、tenga(中仔:中间)、lamsam(滥糁:随便)等;在菲律宾他加禄语中有tokwa(豆干:水分比豆腐少的豆制品)、caipo(菜脯:萝卜干)等。

闽南话对英、美等国语言的影响少一些,主要集中在茶叶、龙眼、丝绸上。如:tea(茶)、congo(u)(功夫茶)、oolong(乌龙)、souchong(小种)、longan(龙眼)、silk(丝)。屈指可数的几个闽南话借词,却充分体现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闽南地方特产在对外贸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闽南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传承和弘扬优秀的闽南文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实课题。

闽南方言是闽南文化的载体。要传承、发展闽南文化,首先要保护闽南方言。热爱自己的家乡文化,首先就要热爱自己的方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丢掉方言就等于丢掉了文化之根,就像不懂汉字就无法真正掌握汉文化一样。

保护闽南方言必须走出几个思想误区。

误区之一:方普对立(经常有人人为地把方言与普通话对立起来,“学了方言就学不好普通话”不符合事实,以晋江人说普通话为例)。

误区之二:缺乏语言自信,认为方言落后(福建是方言的重灾区,讲方言老土、不文明、矮人一等、是坏孩子,“保护方言为哪般”),方言消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方言里面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信息。尽管从理论上讲,有些文化现象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种文化现象的消失,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损失。方言一旦衰亡,很多以方言为载体的民族艺术必然随之消亡。“在民族之间,每一种民族语言都必须得到保护,无论强势,还是弱势。语言文化是多样化的,这个‘多样化’的原则,是现代人文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庸俗达尔文主义鼓吹什么‘语言要优胜劣汰’,这是和现代人文主义最根本的冲突。”(裴钰《解读:联合国“世界濒危语言”地图》,博客中国09.2.21)

不保护苏州话,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是一句空话;不保护泉州话,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以及梨园、木偶等也是一句空话。正是这个原因,保护苏州话的口号第一次在苏州明确提出。这些年,也不断有学者发出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的呼吁。

有人把“全世界的语言消亡得只剩下最后一种”看成“世界大同”的重要标志,看成理想境界,但我们说,多语共存、和谐相处难道不是更高的理想境界吗?这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在科学技术、教育手段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实现从单语向双语(“普通话+方言”)、三语(“普通话+方言+外语”)过渡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应该提倡多语(三语、四语,马来西亚人)和谐共存(和谐社会应当实行和谐的语言政策)。

我教过不少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他们大都既能讲汉语(普通话)、英语、马来语,又能讲闽语、粤语、客家话,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多种语言和谐相处的国度。

2010年10月我到印尼雅加达给研究生授课,认识了雅加达智民学校陈玉兰校长的侄女陈世裬。这位小女孩虽只有五六岁,可已能用印尼语、英语、客家话、闽南话(她父亲是晋江人、母亲是广东梅县人)和成人对话。在印尼,这样的事例并不是个案,当地的华人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

今年春节前夕,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10条“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中明确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方言的多样性反映了文化的丰富性。作为地方文化主要载体的方言,既是地域文化的鲜明标志,也是地方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根基。通过方言,可以了解当地社会演变、人员迁徙、民族融合、风土民情、习俗观念等状况,因而方言称得上是“文化的活化石”。方言不仅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可以具体体现民族认同感和历史文化认同感。如果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那么方言就是文化的根脉,保护方言就是保护一方文化。不管哪一种方言消亡,都意味着某种宝贵文化的消失,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失去了闽南话这一语言环境,闽南文化的生存空间将会受到很大的挑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海外的华侨华人才会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保护和传承闽南文化,特别希望其后代能通过闽南话的学习激发乡土情怀,唤醒根脉意识。

保护方言资源,传承地方文化,海内海外,任重道远!